记者 |金淼

编辑 |许悦

       如何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保障有药可用——这长期困扰着政府和科学家们。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业机构很难参与其中。找到长效的机制来保障抗菌、抗病毒这类短时间或不会投入市场的药物研发的可持续性，在全球范围内一直被讨论。

       今年7月，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曾专门开设了一场关于公共卫生领域药物研发的可持续机制探索研讨会来讨论这个问题。GHDDI是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创立建设的独立运营、非营利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旨在攻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面临的重大疾病挑战，新抗生素的寻找是这个机构一个重点的方向。

       研讨会当天，GHDDI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教授表示，可持续性投入是公共卫生药物研发成功的源泉。但可持续投入的资金来源从何而来？长时间以来，公共卫生领域的药物研发都需要政府、慈善基金的支持。

       高榕资本顾问于江涛在7月的GHDDI研讨会中，回答界面新闻有关新冠疫情对于公共卫生领域投资影响时表示，疫情使得投资机构对于健康领域投入有所增加，并会更侧重公共卫生、传染病领域；但他同时也表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药物研发中，资本更多发挥的是支持作用而非引导作用。

       此前破产的抗生素研发企业Achaogen也是从政府和慈善团体中获得2.5亿美元的捐赠，以用于新型抗生素的研发。

       抗突发病毒的药物，因其市场不确定性，投入产出可能不成正比。而抗菌药则面临着在第一个抗菌药上市几十年后，新药面世速度明显减慢、开发新结构的抗生素挑战越来越大的问题；另外，在减缓细菌对新抗生素产生耐药背景下，新作用机理抗生素被市场接受难度也更大。

       上一个年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抗菌药物是2005年时上市的——在生物医药行业，1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实在算不上什么瞩目的成绩。而抗菌药物相对较小的销售规模，对于大型制药企业而言，吸引力不足，这也是为何大型药企此前纷纷放弃抗生素和抗病 毒 药物的研究。

       播锐智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私营部门对公共卫生领域研发的捐赠在新冠疫情下出现了小高峰，慈善捐赠正成为支持公共卫生疾病领域药物研发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但是否能成为新趋势，还有待整体对科研投入认知和认可的提升。

       如何才能通过政策支持、商业机构的参与让公共领域的药物研发成为一门“生意”？

       “疫情之后，从我们融资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是有了较大的改观。”盟科医药CFO李峙乐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盟科医药的主要方向是抗耐药菌药物的研发，今年8月完成了3亿人民币的D轮融资。“资本市场关注到了抗感染，不管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这对我们融资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除市场化的资金支持外，疫情以来，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研究资金都为此类项目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以支持研发。美国此前在抗病毒领域没有规模较大的研究基金，但是疫情发生后，也已经有大规模资金用于此类研究。

       “目前国内资金支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政府的专项基金，还有民间的风险投资。”盟科医药的创始人袁征宇表示，目前国内还未像部分发达国家一样，有成熟的长效可持续机制激励抗菌、抗病 毒 药物的研发。

       袁征宇以美国为例，详细解释美国抗生素研发企业在政策和基金支持下如何持续运作。从支持抗生素临床研发方面，美国有CRAB-X这类专门支持抗生素早期研发的基金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二者能够在临床前研究和药物I期临床研究过程中为企业提供资金帮助，而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及发展管理局（BARDA）则每年投入几亿美元对进入临床II期及III期的项目给予支持。

       药品上市阶段，则有GAIN（Generating Antibiotic Incentives Now Act 抗生素研发激励法案）及QIDP（Qualified Infectious Disease Product 合格抗感染药物特别认证）等支持，获得QIDP资格的药物，FDA会有包括药物研发阶段的快速通道（fast track），审评阶段的优先评审（priority review），上市后额外五年的市场独占期（additional five years exclusivity）在内的三项支持。此外，在合格抗感染药物上市后，在保险报销政策上也有专项支持。

       而这种覆盖药物研发到上市后报销在内的全链条政策支持，也使得部分大型制药企业重燃对抗生素研发的热情。

       “如果能在政策和市场上做一些突破，使得某些涉及到公共卫生领域的药物研发有利可图，那么市场化的资本就会成为主导者。比如肿瘤就是这样的，通过审评审批、支付的变革使得资本参与其中。”

       目前国内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里已经设置了专门针对抗耐药菌的专项，大约2亿人民币。这被认为是国内支持抗耐药菌药物研发的重要一步，盟科从该专项中获得了部分支持金额。

       但该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广，使得单个项目获得支持少。“我们算获得这个资金支持比较多的项目，但跟我们整体新药研发的投入相比非常小。”

       除了研发及审批上的支持外，在限抗和新耐药菌出现的情况下，如何让市场也就是患者能尽早使用、获得新的抗生素带来的益处也是摆在所有商业化抗生素研发企业面前的挑战。

       一般而言，在已有抗生素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为了减缓新耐药菌的出现，临床并不会立即投入使用新的抗生素，高额的研发成本和短期无法获得的商业回报也是部分药厂缺少动力投入的主要原因。

       从袁征宇的角度看，美国高端抗生素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中国，医生对于高端抗生素的接受程度更高。

       “美国医疗保险系统不鼓励医生随意更换药物，因为数据显示更换药物对患者的死亡率影响较大，所以医生用药会相对激进，比如抗生素，在医生怀疑患者耐药菌感染后，即便没有确诊，也会使用更高等级的抗生素，宁可‘错杀’三个，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而中国医生用药则倾向由低级抗生素逐步过渡向高等级抗生素，“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耐药菌感染患者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我们也在探索如何让耐药菌感染患者在临床上可以尽早使用更高级的抗生素，配合抗生素的合理化应用。”

       除让医生尽早合理使用更高等级的抗生素，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药品被政府纳入战略采购计划中也可是此类企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都对抗菌药进行战略储备，BARDA部分工作也是帮助美国政府进行战略储备，而政府作为买家的战略储备投入，也进一步保障了研发企业的商业回报。

        盟科最初注册于开曼群岛，但为了降低研发成本，在2007年盟科创立之初，袁征宇就把大部分试验放到国内，“当时是美国新药研发成本太高，在中国做一部分试验，可以降低整体研发费用。”

        但其表示，在国内近年鼓励创新药的背景下，临床成本水涨船高，“比如说一个患者入组，公司刚创立的时候，中美的价差在1:6-1:7，但现在这个差距已经缩小至1:2.5-1:3之间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话，企业也要重新考虑投入产出的问题。”除患者入组成本增加外，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肿瘤药研发，吸引了大量临床试验人员，以至于像盟科这类抗生素研发企业面临着和肿瘤药临床研发“抢人”难题。

        2018年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正式生效，允许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在港股上市，盟科曾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但之后未有动态。“当时没有科创板，目前来看科创板的流动性是最好的，生物药企上市不是为了简单的套利，而是方便之后更好的融资，这种情况下，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李峙乐表示。